谁扼杀他那渴望萌芽的慧根
“神童”魏永康的悲情故事，通过央视＜＜新闻调查＞＞的传播，引来世人一片唏嘘。一时间，他在人们眼中几乎成了一个只会读书而生活却不能自理的“废人”。他那位望子成龙的母亲则被视为将其“致残”的“罪魁祸首”。
然而，笔者却有不同看法！在我看来，魏永康并不是一个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“偏才”，而是一个有着超常思维模式和特异生活习惯的“天才”。如果社会能够对他更加宽容和关爱一些，他的悲剧是不会发生的。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先让我们来看一看魏永康的实际表现：从中科院辍学回家后，由于不堪忍受母亲喋喋不休的责骂，他离家出走了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他仅凭500元钱（实际只化了200多元），便驰骋近半个中国，游历了16个城市！试问，他所表现出的生活自理能力（低耗生存能力、自我保护能力、周密计划能力、快速转移能力），除了美国大片中的特种兵外，又有谁人可及？甚至把他冬天穿着衬衣拖鞋到天安门广场散步的浪漫之举也说成了“低能”的表现。按照这个逻辑，那些在零下30度光着身子跳到冰水里的冬泳者无疑是疯子！
有着超常天赋的魏永康，没有遵循世俗的生活习惯，没有学会庸俗社会中人情世故，他的思维和精力完全沉浸在独有的奇幻世界中，而对于人类最原始的吃喝拉撒本能却保持着自然状态，这难道是他的罪过吗？如果世人都用这种指责来苛求一个旷世奇才，那么人类的文明史上就不会有爱因斯坦，也不会有陈景润。因为爱因斯坦经常蓬头垢面地走在人行道上，还弱智似的拿着手杖一格一格地数路边的栅栏，更“孰不可忍”的是，他居然穿着短裤拖鞋出席宴会，在比利时王后御笔题诗的背后打草稿，把一千美圆支票当作书签乱夹结果弄丢了，甚至忘了自己的家只好打电话到家里问自己住在哪里！而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也是生活自理能力极差，甚至连路都走不好竟然撞到电线杆子上。当有人建议爱因斯坦去竞选以色列总统时，他的回答是：“我对自然界还知道一点点，可是对于社会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请问，魏永康的表现不也是“我对读书还知道一点点，可是对于社会生活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”吗？我们能够把爱因斯坦的怪异犯傻看作有趣，把陈景润的失神撞杆看作痴迷，为什么却要嘲笑和批评魏永康呢？
法国作家达恩·弗兰克在《巴黎的盛宴》中，讲述了一群“天才的疯子”在尚未被世人接纳前夕种种离经叛道的怪诞故事。他们的行为在世人看来虽然有些荒诞不经，但他们最终成为20世纪初新时期思想文化的呐喊者和开创人。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是伟大的，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加以诋毁的。为此，达恩·弗兰克在书中意味深长地说：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之中，理智的庸人和“天才的疯子”相比，只是大树底下一群庸庸碌碌的蝼蚁。
同样，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20世纪初，蔡元培先生倡导的“兼容并包,思想自由”精神，也孕育了奠定中国现代文明思想体系基石的一群伟人。刘再复先生在《人论二十五种（怪人论）》中就深刻指出:就是在同一个北京大学，在蔡元培的时代里，教授们都有很多（怪诞）故事，在他们之后，还是一些教授，如顾颉刚、梁漱溟等，也有很多（怪诞）故事。在那个环境里，特立独行之士、异想天开之论，比比皆是。然而正是他们铸就了现代中国的精神与灵魂。对此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余杰先生深表认同，并引用密勒的名言来警醒世人：“一个社会中，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秉、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
正比。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，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。”
那么，到底是谁在扼杀神童魏永康？中国自古以来的劣根性之一，就是墙倒众人推。假如魏永康成名在先，那么他所有的怪僻都将成为与众不同的天才特征并为人们津津乐道。不幸的是，他在还只是个学生，还没有拿出“1＋1＝2“之类的科研成果前，意外地遇上了最倒霉的一件事。结果被大做文章，在口诛笔伐中退化为只会读书不懂生活的怪人，被迫中止学习生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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