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营医院：难承税收之重,标签：财务税务,,纳税筹划,纳税评估,http://www.77xue.com
　　深圳深联医院董事长廖志仁愤愤不平地说：“现在很多营利性医院实际上已经开始承担起社区医疗的职责，每年要承担区域内几十万劳务工人的就诊，平均每张处方只有30元，但却还是要按照营利性医院的税收政策照常纳税，这是不公平的。”
　　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政策出台后很多民营医院都联合起来向相关部门反映，而得到的答复是：未来将会根据民营医院的实际发展状况调整税收政策。
　　面对这样的状况，民营医院当时面临着两种选择：一是相信相关部门的承诺，安心把医院办下去，等待政策的调整；二是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出下策，以各种欺骗的方式拉拢患者，干脆趁3年免税期内赚一笔就走。
　　这几年来民营医院普遍存在的诚信危机，显示着很多医院都选择了后一条路。但康宁医院却选择了前者。用管伟立的话来说，医院已经做到这样的规模，既是社保定点，又有着几百个床位，不可能说走就走，他已经骑虎难下，只有焦盼得引颈等待政策的调整。
　　“我苦等了五年，再也等不下去了。”从管伟立的语气里，可以听出他心中的痛苦与无奈。去年医院的免税期已经过去，眼看着本来生机勃勃的医院因为一个月接一个月的亏损而摇摇欲坠，他知道自己必须作出抉择。
　　“所有可行的路我都想过了。老实说，为了生存，甚至连逃税我都想过，但我们是社保定点医院，规模又大，不可能大规模逃税。想卖掉呢，现在谁肯要这样的烫手山芋？”——最后，管伟立和另外两位股东选择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医院由“营利性医院”转变为“非营利性医院”。
　　对于三位股东来说，从此之后医院再不是自己的了，已经归社会所有，管伟立在康宁医院里只是一个拥有经营管理权的院长，他们约定15年内不分红，但即使是15年后，也永远不会再有“分红”的出现。现在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唯一可安慰的就是，没有了税收的负担，康宁医院又重新焕发起生机，避免了走向灭亡的结局。
　　跟康宁医院的想法相似，不久前，河北以岭医院也同样走上转型的道路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他们那么看得开，像康宁医院这样因为税负沉重而面临危机的民营医院极多，但有勇气把医院转为“非营利”性质的则少之又少。有的投资者听说转为非营利性医院可以不交税，也递交了申请，但后来听说转型后投资回报再也收不回来，就中途打了退堂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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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陷阱
　　在采访中，记者发现，民营医院的投资者当初看中这个市场的原因，多半离不开医院的免税政策。
　　正如管伟立所说，“自由定价”的权利并没有给民营医院带来什么优势，而税收才是攸关生死。可是，当投资者大把大把砸下真金白银，民营医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后，政策一变，民营医院每年就要缴纳总收入近20%的税收。本来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虽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，但也不至于受到严重的歧视，但现在天平却突然全然倾侧。
　　突然改变的政策在民营医院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之外，突然增加的税收支出也在他们当初投资回报率计算的考虑因素之外，致使大多数民营医院在免税期过后，马上从盈利状态跌入亏损状态。
　　针对这个问题，民营医院方面曾经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，去年甚至有多家医院院长联合递交过《民营医院税收问题建议书》，希望能够延长3年免税期，同时制定专门针对医疗特性的税收制度，而并非简单划入服务性行业中。
　　虽然赵淳表示医院所反映的焦点问题还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，但事实却是《建议书》至今仍没有得到答复。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倪红日研究员亦向媒体表示，至少在5到7年内，民营医院的营业税改革都将难以有所突破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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